一个人的战争

大寫的蘿菈‧Capital LAURA
蓝思晴/华语知名钟表珠宝评论家/生活艺术书写者/引想力工作室创办人

总是难的，平凡的我要写下这些日子的经历心得，比起身处前方抵抗的人们的处境，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语言在此时略显薄弱，也无济于事，但只是想记录下想与读者们分享的事，也许给你们带来一点点慰藉、体悟或者其他。

从9月开始，我的行程就疯狂的到处飞，12月几乎都在飞机上与外地，那时候隐隐约约听见了一些关于传染病的忧虑，一月我待在上海的时间只有五天，也因为要过年了，大伙儿总还是赶紧聚餐、联系工作，一切热络哄哄地，春节假期前的十天，气氛已经开始喜庆，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不知为什么，可以那么轻松和开心？

临时的状况频出，所有的人都挤出所有的时间想在年前和我把工作讨论起来，也想做一个总结和友谊的岁末庆祝，就这样我把自己的行程挪后了20个小时，把前一张六个月前定的机票改换成另一家专机台北的航空公司与航班，我在凌晨两点出发，机场没有太多的人。

第一刻被问到的时候，是回维也纳探亲的朋友见面说起来：你准备口罩了吗？我懵了。从小就从来没有看新闻的习惯，活到今天还好好的都是好友们传来重要消息提醒。他说，全中国都在紧张防范，你应该要把口罩准备起来。

维也纳出奇的人少，或许这本来就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旅游地方，我没有多想，其实也是因为大部分时间待在公寓里赶着过年前要推送的稿子，至多就是下楼吃饭，在街上的板凳坐着看教堂。今年欧洲的冬天不怎么冷，即使往年都下雪的维也纳，也只是飘雨。

终于去了传说中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之一：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大厅，游客浓烈的附庸风雅让我感到失望，转到旁边的Albertina美术馆看展，惊奇的重遇Gerhard Richter的作品，一次伦敦大展、一次东京超写实展览，Gerhard Richter是最难遇见却又是我最喜欢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是我认为在仿真油画派系中的大师，不论是像是相片脱焦的人像油画，或是由点画组成的抽象人物，他都是几何与仿真绘法的魔幻画家。我一直相信伟大的建筑师、艺术家都是外星人来的，否则如此出人意表、惊奇无比，一点都不像人类头脑能够结构出来的东西，怎会在他们手上精彩纷呈。

随后转到了伦敦，新闻说有14例疑似病例，因为过年了，中国城必然涌入大量的人潮，我庆幸自己匆忙中没有收拾的背包里，还有几个平时在国内防雾霾的医用口罩。心心念念想着要去中国城附近的一芳买个甘蔗奶茶，已经出来一阵子了，多少想念家乡口味了。一到街边铺头前，远远地看到好多人挤成一团，没有人戴口罩、彼此距离不超过十公分，且兴奋地聊着天，安静点餐的店员早就已经把口罩戴的紧实。

我一公尺以外见到人群掉头就走，因为口罩留在了酒店。

年夜饭在最近搬到伦敦工作的朋友家度过，BBC还不算紧张采访了几个已经开始戴上口罩的华人，不知道什么代表或大使之类的，在唐宁街10号前舞龙舞狮，首相在门口与代表们合影，采访时，代表们对BBC记者表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们都能战胜并且度过。

已经有些时日没有看朋友圈，我一开始翻阅就整夜噩梦，在伦敦的几天都没睡好，虽然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什么事情也没做，除了和朋友吃饭，我连自己最爱的美术馆也没去。伦敦的街头什么人都有，各种国家、各种种族，各种语言，混杂的晕。在维也纳，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游客多，在伦敦，什么人都有，他们都从哪里来？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我谨慎的在地铁里戴上口罩，一路上许多人盯着我看。

那天约好在Soho吃饭，中国城一片舞龙舞狮聚集人潮，我从远处看到，整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国际上所有传出的病例，都是曾经去过武汉，或接触过最近往来武汉的人，我站在5米以外，想着：在生命安全与健康面前，所有的情怀都伟大不起来，所有的理智与意志也会被摧毁，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放心、摩肩接踵的聚集？我绕路，即使天色在四点多就暗下来了，即使Soho有时候在晚上看起来也挺吓人的。

走在路上，我看到华人都心惊，朋友说我太过神经紧张，是吗？欧美国家的人可以天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生活，都会遭逢什么样的挑战，他们的无忧也只不过是一点天时地利的小幸运。而反观华人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长背景，却也以为我们人到了国外，就可以敞开放心，我对于自己这种看法也开始闹心，在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无知则更加深了这样的狭隘。

正在伦敦机场等待前往瑞士卢塞恩的班机，收到一通电话，是报名的专业课程来通知要取消，隔天就要上课了，怎么可能在此时取消？我仔细绕着弯询问，电话那一头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来自中国的学员。我在六个月前就安排好的行程，这么一通电话，搅得我头晕。保持镇定的沟通没有用，只好拿出〝遭受歧视侮辱〞的高大旗帜，便获得了与他的主管通话的机会。

学院的最高主管几番电话中劝退我，我据理力争的努力证明我在一星期前就已经来到欧洲，虽然到写下文章的今天，我离开国内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但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不能确定我这样的争取究竟是该还是不该？每天看国内的新闻，我开始肩颈紧绷的连带头疼，甚至感觉到胸闷的紧，就要呼吸不过来。疾病不会分辨你是哪里来的，不管你是否是个自律性高且几乎不容犯错的完美主义者？更不会区分你是费了老大劲的报名、确认、订机票、订公寓，把所有事情安排好才来的瑞士。我是否对他人的健康安全太掉以轻心？

我怕生病，但我更怕连累了别人，我无法自信我就不会成为那个不幸的人。那通电话让我紧张、气愤以及慌乱许久，即便对方已经在知道我的旅游史之后，表示欢迎我加入课程，我却开始感到退却，我应该按照原订计划前往吗？在面对这个小插曲时，今天的我更愿意相信，群体的利益应该更被重视，我是应该在出发前或是在维也纳时，就去医院检查并请医生出示健康证明备着。

学校的反应算是快的，即时根据参加学员最近10天以上没有待在中国的状况，正常开课。但事实上整个瑞士一方面处于心理上的恐慌，另一方面却在行动上没有变化。走在瑞士的街头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商场、商店接待中国人也没有备上一些清洁用品加以安心。我因为口罩剩下一个，沿街看到药店就去找，甚至坐火车到巴塞尔去寻觅，没有一家药局有口罩存货。在一个空气干净指数爆表且人烟稀少的地方，傍晚到了5点半就没有人逗留在办公室的国家，口罩简直就是火山熔岩爆发一样难得一见。

去上课的第一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要不要戴口罩，去到教室发现只有两个学员，课堂早就准备好免洗式手部消毒液，每一个小时休息时间，课堂筹备经理就赶紧把窗打开通风，我不太敢发言说话，一直都很沉默，老师和经理的礼貌与节度反而让我更加害羞。我们都不敢讨论现在的疫情状况，这个敏感的话题一直梗在中间。

密集的课程，压缩紧密的知识扑面而来，稍稍缓和了我一个多星期悬到嗓子眼的心，国内的好友频频在群里说话，缓解大家彼此的心情，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还是连日的恶梦，醒来后也忘了都梦见了什么样的内容，人们总说我好运，在一切爆点之前离开的上海，且又有安排好紧凑充实的行程。的确也是的，阴错阳差，在六个月前决定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往返的日期都巧妙地避过此次危机的高峰，冥冥之中，也许吧。

每天每隔两三小时，我便用在伦敦买来的抗菌洗手液、免洗清洁液洗手，回到家用消毒液清洁帆布包、手机等用品，即使知道也许在瑞士根本用不上，但我的心情好像与国内的朋友们神同步，我一点也无法侥幸的认为自己是身在国外所以安全，我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对自身保护的方法，我无法怠惰，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自己觉得好过一点。

课程第一阶段完成后，在下一阶段开始前中间休息，我转到苏黎世、洛桑待几天，即便去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人群明显变多，仍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戴上口罩，包括与我擦肩便时时眼神交会的华人们，我在街上走着，竟然会不自觉回避华人行迹而绕路，这个下意识的反射行为一方面出于恐惧，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有些羞愧，这场疾病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试炼？

找到一家卖书写工具的店，走进去没有人招待，在窄窄的楼下绕了一圈，没人。便拾着阶梯往上，上头的四个座椅都坐满，只有两个服务人员，正在耐心且毫无时限的服务客人，其他两个在等。两个小时过后，我才顺利地买到一个遍寻不着的钢笔墨胆。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看着窗外下午五点就天黑的景色，街灯刚刚亮起，每一个人说话都小小声的，好像宫崎骏电影里，怕一个不小心的高声量吓跑了什么精灵似的。

一个从未有过战乱，地处欧洲中央、地位中立且经济发达、福利良好的国家，像是世界中心的桃花源一样，火车上高声大笑、无忌大声谈话的青少年们，我想：他们应该这一生都没有机会想过，亚洲人重视的口罩是怎么回事儿吧。全世界的青少年们都一样，都无惧整个宇宙的任何事情，没有把谁放在眼里，即便在这个无所可忧的平和国度也一样，他们的无惧处处有理，而此时的我们只能在朋友圈里头发发〝百毒不侵〞。

走了三个城市，进出十几间药局，终于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进货，居然有口罩可卖的药局，买到了被限购一盒的口罩，晚上七点，返回酒店正好。我的心情因为这盒口罩终于轻松了一点点。

写在后面：我反覆地读了自己的文章好多遍，像是流水帐的文字无法完全记录我这两周以来心情的跌宕起伏，也许比起其他人，我这一个人的战争极其可笑。入住酒店在上周还成批成批的华人旅行团入住，我连大堂早餐都不敢去了，电梯里有华人我也感到神经紧张，这种扭曲的心态，让我更理解了对现况无知或片面不完全的人们的看法。正确的信息与防御措施，会将我们领到更好的状态，祈祷一切都将顺利平稳，一切都能在大家的努力下平复。祝愿正在阅读的你们，祝愿所有还在战斗的人们健康平安。（本文所有拍摄图片皆为作者原创，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