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时间的骈文 记文学作品中的宝玑表

         在众多文学名著里，一款宝玑表（Breguet）的作用，绝不下于千言万语的描述。——诺尔玛•比沙南(Norma Buchanan)

        自诞生之日起，宝玑就以其对技术和艺术上的绝对影响力而闻名。它不但是卓越钟表技艺的代名词，是人类完美典范、创造力、优美与公平的精神，也在文化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巨匠们，纷纷用自己的笔调描写宝玑。而宝玑则充分利用这些文豪的影响力，来作为自己价值的明证和广告效应。在宝玑曾推出的一则广告中，就利用“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的画像来为表盘作陪衬，一旁还有普希金的诗句： 

        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独自在林荫大道上徘徊，

        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蓦然回看手上的宝玑表，

        才警觉时间的真谛。 

        对于每个时代中引领时尚的作家们来说，宝玑表不仅仅是一款手表，更是一则美丽的故事。从19世纪初至今，宝玑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与“准确”、“贵重”、“可靠”等字眼一路同行。以下摘录了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宝玑表，一起来看看世界历代文学巨擘们眼中的宝玑表吧。它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记时的范畴和定义，而一个个故事是它的历史见证者和叙述者。

        马克斯•雅各布，于 1922 年出版了一部自传体小说《Filibuth ou la Montre en Or 》（于1994年再版），书的中心主题围绕一块宝玑表展开，作者借此讽刺世人的荒唐与诡计。书中描写道，在加布里埃尔街（rue Gabrielle），看门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块金表，这是其祖父拉弗勒(Lafleur)于1804年 “从当时最伟大的制表工匠－－宝玑”手中购得的。由于受到各方关注，这一贵重之物多次失窃，还辗转流落至日本，但最终又回到巴黎加布里埃尔街看门人拉弗勒夫人的手中。然而，腕表始终没有逃脱被人觊觎的厄运，终于在一次家庭纷争中被车轮碾过，粉身碎骨。        作为俄国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出生于名门望族，其家族自19世纪初就已是宝玑的重要客户。而他本人也与俄国上流社会一样，对奢华尊贵的高级制表工艺十分神往。在其代表作《尤金•奥涅金》（Eugene Oneguin）中就提到一块宝玑时计：“一个徜徉街头的花花公子⋯⋯在百无聊赖地四处闲逛，直到他那一如既往走时精确的宝宝玑表提醒他，时间已至正午。”        派特里克•欧布莱恩（Patrick O'Brian）不仅以其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所作的完整精彩描述而家喻户晓，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钟表爱好者，在《怒海争锋》系列的《Blue at the Mizzen》（1999年）一书中，他向为水手提供保证其航行更为安全可靠的工具的钟表匠表达敬意：“这两款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玑打簧表，非常准确，非常耐用。”足见宝玑表成为馈赠心爱之人的礼物或嘉奖之品，承载了强烈的情感价值。

        以巨著《红与黑》而蜚声国际的司汤达，在其旅游随笔《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斯》（Rome, Naples et Florence）（1817年出版）中也表达了对宝玑的钟爱，而这句话竟然无意成为宣传宝玑的最佳广告：“宝玑制作了一款二十年都不会有误差的表，而这不幸的机械记录的是我们至少每周一次的错误生活及其带给我们的痛苦和磨难。” 

        作为忠实记录现代社会的杰出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深刻了解宝玑品牌的文化内涵。在《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的两篇小说中，他让小说主角拥有宝玑表，明确表示对这位制表大师的敬意：“他转向壁炉架，发现上面放了一只小方盒，打开后发现里面有张纸盖着一块宝玑表。”——《高老头》（Le Père Goriot），1834年“一条精美的金链子悬挂在他马甲的口袋上，一只扁平的怀表清晰可见。他拨弄着宝玑最新发明的“棘轮”锁匙。”——《搅水女人》（La Rabouilleuse），1842年，其实这个故事中提到的“棘轮”锁匙，宝玑于故事背景的几十年前，即1789年左右就发明了，亦称“宝玑钥匙”，其作用是防止表主在为怀表上链时拧错方向。 

        亚历山大•杜马，他在1845年出版的《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中，也提到了宝玑表：“派里尼（Mattre Pastrini）从表袋中掏出一块精美的宝玑表，上面镌刻制造人的姓名、巴黎徽章和伯爵宝冠。‘看’，他说，‘天啊，祝贺你拥有它，我有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表’。他从马甲中掏出自己的表来，‘花了我三千法郎’。”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的小说，则是见证宝玑钟表在俄国人记忆中历久不衰的知名度的最佳佐证。在一篇名为《遗失的表》（The Missing Watch）的短篇小说中，他讲述了一群骑兵军官在某晚举办酒会的故事。在酒会上，一位军官被误会偷了另一位军官的宝玑腕表，但又拒绝搜身，最后被发现在营房中自杀身亡。留在他的写字台上的自杀绝笔写道：“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我向上帝发誓⋯⋯我是无辜的。我之所以不同意搜身唯一原因，只是因为我口袋里有块跟奥克荷夫斯基伯爵一模一样的宝玑表，那是我祖父留给我的。” 

        值得一提的是，Emmanuel Breguet（宝玑家族第七代传人，时任宝玑博物馆馆长、品牌历史研究学家）在其为制表师撰写的传记中复述了这个故事，并且指出了故事情节中的一个致命错误：A.-L.宝玑(A.-L.Breguet)从未制作过两款一模一样的表，况且每款表都有不同的编号：因此，契科玛莱夫完全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不过，正如Emmanuel Breguet所写的那样，“倘若如此挑明的话，故事便无以可续了”。 

        普罗斯佩•梅里美，是宝玑公司的一位主顾，在他《西班牙信札》的第三封信里，他叙述了游历安达卢西亚的情形。作者后悔带着他的宝玑表上路，因为一路上到处都是强盗（他以第三人称表称自己）：“他真希望自己没有把这么多的钱带在身边，这位旅行者掏出他的宝玑表看了看时辰，想起了当初人们曾经这样提醒过自己。要是自己把它挂在了巴黎家中的壁炉架上的话，那现在就根本不会担心什么了。”此外，梅里美还多次在其信函以及短篇小说故事《卡门》（Carmen）（于 1845年出版）中以表（强盗们最喜欢的猎物）为题。在《卡门》中，主角的三问表先是被抢走，结果几天后又幸运地找回。 

        英国作家约翰•罗伯特•福尔斯在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里这样赞美宝玑表：“他掏出他的宝玑表⋯⋯一块由最卓越制表师制作的精密仪器。” 

        自19世纪以来，描述过宝玑表的文学大师不胜枚举。在这一个个故事中，人们窥见一个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宝玑，它不但在钟表界傲视群雄，也骄傲地承载着一段足以使任何品牌都艳羡的独特历史。每一次宝玑融入小说人物的细微生活琐碎中，无疑都暗暗勾勒出人物的生活年代、生活品质、品位与个性，但却拥有一个共性：每一段文字的描述，都将宝玑尊奉为艺术品。 

        而文学家对宝玑表的敬意又驱动者宝玑不断追求将钟表打造成技术与艺术的完美呈现。正如现代宝玑拯救者，已故表坛伟匠 Nicolas G. Hayek 先生所言：“宝玑是技术和艺术的绝妙联姻，拥有宝玑，你就同时拥有了贝多芬和爱因斯坦。先进的技术、创意和艺术——这就是宝玑留下的财富。因此感受宝玑的最佳方式，就是了解它的历史。”